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双耳彩陶罐，距今3800-3600年，其形制大多源于中原等地。肖杰文摄

　　中华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5000多年来从未中断，为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铸牢了坚实的根基。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由于内部地理环境差异和区域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同区域文化之间互相交流竞争、取长补短、吸收交融，逐渐呈现出一体化趋势。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原地区文化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日臻繁荣的时期。夏朝以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开启了“天下为家”的政治文明先河；商朝以其成熟的文字体系著称于世，由此中华文明特色凸显，别具一格；周礼的丰富和完善，推动中国走出“礼仪之邦”的道路。经过春秋战国的动荡与融合，华夏族群同周边族群以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为纽带，交汇融合，诸子百家心系天下，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秦汉以后，华夏文化升华为汉文化，并继续同周边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中华大一统思想理念逐渐形成。经唐宋元明清历代发展，各民族文化深度融合、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最终形成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明是滋养中国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沃土。新疆各民族文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印记，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疆地区与中原等地区的交流始于先秦时期。在《尚书》《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 等先秦典籍中，就有大量有关新疆地区人文、地理、物产等方面的记述。考古资料表明，哈密天山北路出土的彩陶器，其形制大多源于中原等地，并逐步由东向西发展。乌鲁木齐等地墓葬里陆续出土了一些由中原地区输入的漆器、丝绸以及铜镜等物品。在河南殷墟妇好墓中，发现了大量和田玉材质的随葬品。这些密切的交往交流，不断丰富着古代新疆地区先民的物质、精神生活，也为汉朝统一西域奠定了重要基础。

　　西汉统一新疆地区后，西域诸城邦纷纷“遣子入侍”“参其典法”，学习中原地区先进的制度文化。许多王子返回后，都仿照中原制度进行改革，如龟兹国王绛宾在龟兹“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与此同时，汉语文成为西域官府文书中的通用文字之一。西域诸城邦皆设“译长”，《后汉书·和帝纪》中记载“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反映了两汉时期译长在新疆地区传播汉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位于新疆民丰县的尼雅遗址（汉代精绝国故地）出土了两枚《苍颉篇》汉简残片，据学者研究推断，精绝国首领为了贯彻汉朝政令，在当地推行汉语文，精绝国曾以汉文作为自己的文字工具。此外，汉代新疆地区除通行五铢钱外，在于阗还有一种正面为篆体汉文、背面为佉卢文的汉佉二体钱钱币，证明汉语文已经深刻影响到了当地民众的经济生活。中原礼仪制度与汉语文的传入，为新疆地区文化的形成绘上了底色，自此中原礼仪制度、汉语文再也没有退出过新疆历史的舞台。“丝绸之路”的畅通过程，也就是新疆与中原等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融为一体的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对新疆地区的影响进一步加深。著名的“李柏文书”说明焉耆统治阶层中通用汉文，汉龟二体五铢钱钱币上的铭文有汉文和龟兹文两种文字，说明了汉文在龟兹地区的流行。吐鲁番出土了大量高昌王国时期的经史典籍写本残卷，如《毛诗》《论语》《孝经》《千字文》等。据史书记载，高昌王麴嘉曾向北魏遣使请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变以为博士。”反映了新疆地区各民族积极学习儒家文化的情况。随着这一时期民族交融的不断加深，焉耆“婚姻同华夏”，高昌“姻有六礼”，新疆地区婚姻礼俗逐渐接近中原地区。

　　隋唐时期，中华文化包容开放、兼容并蓄，给各民族提供了空前繁荣的交流交融环境。边塞诗人岑参“叶河蕃王能汉语”的诗句，生动描述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使用汉语的情况。新疆地区出土了大量反映唐代当地人学习汉字、写诗的残页和启蒙读物，如吐鲁番阿斯塔那263号墓出土的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西州十二岁学童卜天寿文书。文书表明，他不仅抄写《论语》，还创作诗歌：“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醎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说明当时新疆地区与中原同样设有私塾，学习同样的经典，书写同样的汉字。儒家思想文化的浸润，也在深刻影响着人们慎终追远的祖先情怀。在新疆出土了大量魏晋南北朝后期至隋唐的伏羲女娲图。这些伏羲女娲图，既有汉风，也有胡风，说明新疆古代各族先民在祖先崇拜方面达到了认知上的深刻统一。

　　五代宋辽金时期，中原地区进入割据时期，但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的影响并未中断。于阗王尉迟僧乌波自认是“唐之宗属”，并将于阗尉迟氏改为唐朝国姓李氏，自己取名为“李圣天”，其子取名为“李从德”。高昌回鹘王国至宋代还在沿用唐朝开元七年的历书指导生产生活，高昌回鹘佛寺内也藏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汉文书籍。宋代著名文献《福乐智慧》的序言中写道：“它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这里的“秦地”是指辽朝控制的区域，“马秦”是指宋朝。西辽统治时期，其典章制度多依从中原，不仅推动了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的深入发展，也使得中华文化远播中亚。

　　元明清是中国历史的持续大一统时期，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明沃土中多姿多彩、枝繁叶茂。14 世纪初，古代伊朗人拉施特在其著作中记录了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各地的传播情况：“畏兀儿人语言与文字虽然与之有差异，但他们从乞台人（汉人）的著作中了解了大量的天文学知识，使用十二种特殊动物名称 （即十二生肖）命名十二个年份，这正是乞台族的习俗。”明清时期，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新疆各民族文化在同域外文化既吸收又冲突的过程中徘徊发展，但并未改变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更没有改变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特质与走向。当时在中原地区比较流行的歌舞、杂技、戏曲、节日、祭祀、庙会、社火等各种文化生活在新疆随处可见；哈密、吐鲁番一带的维吾尔刺绣，融入了京绣、苏绣的技艺，牡丹、菊花、龙的形象都出现在刺绣图案中；关帝庙、方神庙等遍及新疆，伊宁拜图拉清真寺、乌鲁木齐陕西大寺呈现出典型的中原风格。近代以后，由于阿古柏入侵、殖民主义扩张等，给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造成严重破坏。1884年新疆建省后，各民族文化逐渐向现代转型。

　　史实证明，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始终是在中华文化的母体中不断发展的，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始终与中原文化血脉相连、息息相通，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源泉。那种认为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没有关系，并将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割裂开来、隔绝开来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在中原等地文化与新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中，新疆各民族文化也在不断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汉代中原乐舞传入新疆地区后，各民族经过不断创新，至唐代，于阗乐、高昌乐、龟兹乐等西域乐舞走进宫廷，出现了长安城流行西域风、“洛阳家家学胡乐”的盛景。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僧鸠摩罗什将龟兹的佛教文化传播到中原，促进了儒、释、道的合流。唐代，边塞诗歌以新疆风物为意象，丰富了中国诗词的内涵；中医学经典著作《千金方》收录了“西州续命汤”，反映出中原与新疆地区在医药领域的互学互鉴。元代，大批畏兀儿等少数民族移居内地生活，学习儒家文化，涌现了一批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农学家、翻译家等，都为中华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15世纪前后，蒙古族卫拉特英雄史诗《江格尔》在新疆地区逐渐形成，与《玛纳斯》《格萨尔王传》一起被誉为中国少数民族三部最著名的史诗，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各民族文化进入史无前例的繁荣发展时期。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哈萨克族《萨里哈与萨曼》、锡伯族《萨满神歌》等文艺作品焕发活力；《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我们新疆好地方》等经典歌曲传唱大江南北；《冰山上的来客》《库尔班大叔上北京》等优秀电影在全国家喻户晓，成为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事实证明，只有坚守中华文化之根，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才能绽放光彩。

　　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精神命脉，新疆各民族始终传承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西汉莎车王延曾告诫其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唐代“安史之乱”爆发后，于阗王尉迟胜亲率五千于阗子弟，不远万里，入关平叛；回纥叶护南下助唐时说：“国家有难，远来相助，何暇食为？”这些是新疆各民族对国家统一的追求。《福乐智慧》中提出“要仁爱为怀，保护人民”“优良的品德乃为善之本”“信义是处事为人之本”等思想，是中华文化中“崇仁爱、守诚信”的体现；清代锡伯族万里西迁戍边，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历史注解。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地区各民族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一位名叫艾沙的和田维吾尔族贫民，因家贫无力为抗日捐献，便执意将18岁的儿子送往前线，并嘱咐“以力抗战日寇，牺牲国家”，表现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可见，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

　　历史告诉我们，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包括新疆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多姿多彩、历久弥新。今天，在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和追求。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